这幅《潞河督运图》长卷展示了清乾隆时期潞河尾闾天津三岔河口一带的漕运盛景和民风民俗。
京杭大运河分段示意图
京杭大运河按照地理位置可分为七段，从南到北分别是江南运河、淮扬运河、中运河、会通河、南运河、北运河、通惠河。浙东运河则沟通了大运河和海洋。
为了漕船正常行驶而发明的打凌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近期，国家博物馆推出“舟楫千里——大运河文化展”，让我们踏上一段大运河的文化之旅。
1 千年历史 沟通南北
春秋末期，地处江南的吴国正展开一段精彩无比又扣人心弦的故事。公元前486年，这是吴王夫差在位的第十年，吴国信心满满地将眼光望向了北方的强国。在夫差的父亲阖闾时，吴国大举伐楚，将军队开进了楚国的都城，迫使楚国迁都。但在与越国的战争中，阖闾受重伤而死。夫差即位后攻破越国，为父亲报了仇，尽管日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将吴国灭亡，但在公元前486年这个时刻，吴国东南方向已***人，夫差正可以北上与齐国、晋国争强。
北上需要一条通道，自然海路也是可行的，但终究不如河道安全可靠。夫差攻破邗国，筑邗城（在今江苏扬州）以备军需，在城下开凿了一条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邗沟。邗沟并非中国第一条运河，它的历史地位要到许多年之后才能看清。
吴王夫差修筑邗沟的一千多年后，隋朝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事业，中国大运河第一次全线贯通。为与元明清时期的大运河区别开来，一般称之为“隋唐大运河”。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向西通过黄河河道和隋文帝时开凿的广通渠与长安相连，东北有隋炀帝时开凿的永济渠直至涿郡（今北京），东南通过天然河道与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等连接余杭（今杭州）。这条交通大动脉，联系起了富庶的江南地区、关中与中原的政治中心、北方的军事重镇。隋朝为贯通大运河役使民力过甚，后世对此颇有批评，但这笔遗产却是实实在在地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唐代晚期的诗人皮日休说“至今千里赖通波”便是明证。
隋唐时期，北京不过是一座边疆之城。及至元朝，它崛起为大一统王朝之都城。由于都城的变迁，大运河不再需要绕道中原，元人“裁弯取直”，大运河从杭州一路向北直达北京，大运河实现了第二次南北大沟通，明清两代沿用了此一格局，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分为七段，不妨设想我们正搭乘一只漕船，从杭州出发，一路北上：从杭州到镇江的这段大运河称为“江南运河”，它在长江以南，沿途经过苏州、无锡、常州这些江南最富庶的地方；有道是“京口瓜洲一水间”，镇江（即京口）与扬州（即瓜洲）隔长江相望，大运河从扬州经高邮、宝应到淮安这段称为“淮扬运河”，又名“里运河”，它是由古邗沟发展演变而来的，虽经过了多次整治，但线路基本未变；由淮安到济宁微山这一段称为“中运河”；由微山到临清这一段称为“会通河”，它开凿于公元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以其“会通天下”而定名“会通河”；由临清到天津这一段称为“南运河”；由天津至通州这一段称为“北运河”；由通州至北京的这一段是大运河的最后一段——“通惠河”，通惠河由元朝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修建，元朝江南漕船可以直达积水潭，而形成帆樯林立的城市景观，但这样的景观到明初不复再见，积水潭逐渐与大运河失去了紧密联系。
大运河的历史，绵延两千五百多年，这其间的变化极为复杂细密，但不变的是其沟通南北的功能。划桨声中，编织着一部民族史诗。
2 设官治漕 工匠巧思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漕”字——“漕，水转谷也。”大运河将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京城，其中最重要的是粮食，这就是“漕粮”，漕粮通过“漕船”运输。
漕运体制在秦代就已初步建立，但直到唐朝才出现了专门管理漕运事务的机构，从唐之转运使、宋之发运使、元之都司使，再到明清的漕运总督，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与机构。
公元764年，是刘晏管理唐朝漕运事务时，鉴于藩镇割据的形势，民船运输漕粮不安全，他下令改由官船运输，并首创“纲运法”运输漕粮，使长安粮食供应短缺的问题得到缓解。这一年，他从扬州运粮至河阴（今河南荥阳），用船两千艘，每船装粮千斛，十船编为一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以武官负押运之责任，十次运输无过失可得奖励。刘晏的纲运法为唐朝漕政树立了一个成功榜样，故史书有云：“唐世推漕运之能者，推晏为首，后来者皆遵其法度云。”
大量粮食运进需有仓库储存，上文提及的河阴有河阴仓，作为隋唐大运河中心的洛阳则有回洛仓、含嘉仓等多处规模庞大的仓库。杜甫回忆唐朝开元年间的盛世景象，曾云“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若说最能体现唐朝盛世仓廪丰实者，还应是含嘉仓。
含嘉仓其实是一座城，它有四座城门，南门为正门含嘉门。这座位于隋唐洛阳城宫城东北的仓城，占地足有43万平方米，内分管理区与储粮区，储粮区共有圆形粮窖四百余个，排列井然有序，粮窖大者可储粮一万石以上，小者也能储粮千石。唐代政书记载“凡都之东，租纳于都之含嘉仓”，含嘉仓的粮食来源于洛阳以东各地的租粮，公元749年也就是唐玄宗天宝八载，含嘉仓储粮达583万多石，足见当时社会经济之富庶。
现代考古对含嘉仓粮窖结构的分析，则可见当时人们保存粮食技术的成熟。含嘉仓粮窖的结构基本相同，底小口大，窖底刚挖好时比较潮湿，先要铺一层干燥的土，夯实之后用火烘干，草木灰可顺势摊在窖底，再铺木板，木板之上铺席子，席上垫谷糠，再铺席子，窖壁也用基本相同的办法处理；填装粮食后，在离窖口半米处，同样用席子夹谷糠的办法覆盖，最后封土。
自唐朝刘晏创纲运法之后，宋金沿用此法运输漕粮。元代漕运有河运，也有海运。元代以职业划分户计，手工业者是为匠户，服役于驿站者是为站户，承担漕运者是为船户，户计不仅是终身的，而且是世袭的。元代船户被分为若干“纲”，一般每纲有漕船三十只。及至明清，这种编队按期起程的运粮船称为“漕帮”。
清代确定从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八省每年征收400万石漕粮，各省漕帮负责起运漕粮，为使漕粮顺利及时抵达北京，朝廷对各省帮船抵达淮安、通州的时间做了明确规定，如距离北京较远的江西、湖南等省，年底起运，限于次年二月过淮，六月一日前抵通，而距离北京较近的山东、河南等省，须在三月一日前抵通。到通州后，漕船应立即返回原地，以免影响下一年度的漕运。
漕船回程时，有可能遇到河道结冰的情况，这时便需要在通州出现的一种“打凌船”来破冰了。这种船较小，前尖后方，船底钉满竹片，避免碎冰挤入船底，一人摇动双桨行船，后面跟着数人手持各种破冰器具，乘船打凌，碎冰随水流冲走，或被船底竹片刮走。辅助漕船正常作业的特殊船只非打凌船一种，它们凝聚了工匠的巧思，这也是保证漕运通畅不可或缺的因素。
3 漂来之城 花茶之香
也许，再没有比“长卷”这一形式更适合表现这条长度超过1700公里的运河。长卷是中国***的艺术形式，长卷展开便是万千世界，展卷这一动作，使观者置身于流动的场景中，移步换景，到处都是好风光。
明朝水利学家潘季驯在嘉靖、万历年间，先后四次出任总理河道都御史，四次主持治理黄河和大运河。大运河穿黄河而过，随着明清黄河灾害增多，保漕必须治黄。潘季驯留下一卷长达20米的《河防一览图》，黄河与大运河展绘在同一平面上，沿岸哪些地方容易出现水患、应采用什么措施均有注记，实在是潘季驯一生治水之心血。
同样是在明朝，一卷长达21米的《皇都积胜图卷》将北京市井的繁华热闹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没有大运河的千里通波，这样的荣景是难以想象的，而都城北京不断扩大的物资需求，又如指挥棒一样深深影响着大运河的运行。正因此，《河防一览图》与《皇都积胜图卷》这两幅长卷有了一种耐人寻味的“互文性”。
明初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北京城，所用建筑材料来自全国各地，不少建筑材料通过大运河输送到北京，故北京城有运河漂来的城之说。“临清的砖，北京的城，相隔八百里，漕运六百年，紫禁城上有临清。”山东临清是运河重镇，这里保留了今日中国仅存的明清运河钞关，临清还生产一种***官用的澄浆砖，这种砖体坚、质细、色白、声清，砖烧制好后，通过大运河输送到北京。紫禁城中还有一种比澄浆砖更高级的“金砖”，太和殿铺地的砖便是“金砖”，它的用料其实与黄金无关，但造价堪比黄金，其制作技艺极其复杂，耗时需一年左右，这种砖只在江苏的苏州等地生产，而苏州位于大运河沿线，金砖也是通过大运河输送到北京的，明朝曾在通州设“金砖厂”进行存储。
金砖厂、皇木厂、竹木厂，这些地名揭示了通州与大运河的密切联系，南北货物在此转运，商业繁荣带来了文化兴盛，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沁入通州的城市文脉。
通州有一个独特的节日——开漕节，我们前面提到明清时期各省漕船到通日期是有严格规定的，三月一日第一批漕船到来后，择期在通惠河与北运河交汇处的石坝码头举行祭坝仪式，这是开漕节的一项重要活动，祭祀的是明朝巡仓御史吴仲。嘉靖年间，吴仲重新疏浚了通惠河，通州人感念其功，立祠纪念。除了庄重的祭祀仪式外，开漕节还要举行热热闹闹的走会，各种夺人眼目的杂耍、表演在街头轮番上演。
据说北京人爱喝的花茶也与大运河有关。花茶起源自南方，饮花茶之风通过大运河传入北方，北京人尤爱花茶，但北京并不产上好的茶叶与鲜花，过去北京的花茶茶庄大多是在花香旺季时在江浙采购大量花茶毛坯，再根据北方人的口味窨制和调配，制成后再通过大运河运输回京销售。
一盏花茶，一条长河，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这样与大运河联系在了一起。（易舜）
